县中孩子的人生突围，需要的不止是张雪峰
文丨PEER研究员 阿若 滔滔 马啸
县镇高中（即县域内的普通高中）是整个县域内的最高学府，寄托着当地人们对于“教育改变命运”的期望。
然而，近年来“县中塌陷”的现象持续引发关注。“县中塌陷”，表现为某些地区县域内普通高中的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、教育质量下降。以及，从升学结果上看，县域内初中生升入本地高中的比例、县域高中生进入国内名校的比例都较十年前降低。
2000年代前期，县域内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国内名校；2000年代后期，县中的生源、师资开始外流，出现县与县、地级市之间的恶性竞争。2012年之后，针对贫困县的一系列扶持政策（如，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、禁止名校跨区域招生等政策、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“三统一”加分政策）出台，县中也纷纷采取自救措施（如，设置初中部、为留在本县就读的高中生提供奖学金）。县中开始“回温”“复兴”。
我们调研的湖南A县一中可以说是靠出状元将自己从“县中塌陷”的泥潭中拔出来的。该县曾是湖南省深度贫困县，直到于2020年“脱贫摘帽”。由于缺乏支柱性工业，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普遍。因而，A县留守儿童数量庞大，截止2019年底，A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为5万人，其中留守儿童占60%左右。
1998-2004年，A县一中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，同时地级市的民族中学、一中和长沙“四大名校”在抢生源、师资。正好在2004年，学校出了省状元，状况才有所转变；并且到2012年政策出台之后稳住了本地的生源和师资。
对此，校长却仍然喜忧参半，他坦言学生成绩两极分化严重：“有考得上清北的，也有考不上本科的。尽管自己内心很关注本科率，但是县一中想要得到本地所有人的信任和资源，不得已需要出名校。2008-2009年学校没出清北，我们学校内部看考得不错，但外面的压力很大”。
“县中塌陷”的后果是，各县城高中为保证升学率、维持每年上名校的战绩，纷纷效仿“衡水模式”。
衡水模式是“衡水中学适应当前高考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，在这种模式下，学校如同一座高考加工厂，学生如同工厂中的机器不停运转，在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失去了创造力”。而它的县城复制品同样以加大教学强度的方式，提升所有学生的成绩，并强化以成绩为标准的班与班之间和班级内分层对待，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几个“好苗子”身上。
我好奇，在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和高学习强度的县镇中学里，学生真的是没有主体性的“考试机器”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县镇中学生的主动性体现在哪里？
2021年初，我所在的一所教育公益机构“PEER毅恒挚友”（下称PEER）发起了“县镇中学生画像研究”项目，听学生讲述自己当下的困惑与需求。
为此，我们三位研究员分别前往三所PEER服务的县一中（2所在湖南、1所在广西，均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曾经的全国贫困县），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驻地田野工作。PEER在校内设立了一个名为“PEER空间”的朋辈空间。学生常在上午的大课间、午饭和晚饭时间、体育课、晚自修之后的碎片时间来到PEER空间做各种活动，一天加起来一般不超过2-3个小时。
媒体对县镇高中生的刻板印象
“小镇做题家”的标签似褒实贬，是较为精致而隐秘的污名。
“小镇做题家”指涉那些出身于乡村和小县城的、善于考试的青年，他们在高考中幸存，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入场劵。因此，在许多县城高中生的朴素认知里，“小镇做题家”也就是“好学生”：他们踏实刻苦，通过读书考上大学，成为“寒门贵子”。
由于缺乏必要的应试能力和分数，许多县城高中生往往觉得自己“不够格”成为“小镇做题家”。“我觉得我不配啊， 我还菜着呢。通俗地来说，我做题量不够 。”“我不是做题家，因为我并不擅长做题，所以我不是。”甚至有的开玩笑说“我是小镇摆烂王。”
当他们进入城市高校，当他们真切地感到茫然、不适、甚至断裂之时，“小镇做题家”的另一个面向逐渐浮现——这些青年被定义为受困于“高考工厂”、受困于“应试教育”的“书呆子”，缺少更综合的“素质”，不够“全面发展”。曾经是“全村的骄傲”、如今却是“985废物”，出现诸如关于落差、自卑、困顿、甚至自我放逐的故事。
在小镇里，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信念依然具有不言而明的正当性，“高分—好大学—好工作—好生活”的逻辑被广泛接受。学校是县中学生的生活中心。学生平日寄宿在学校里，过着“早七晚十”的生活，周末和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要参与学校组织的强制补课。繁重的课业压力不仅使得课外活动名存实亡，也铸就了学校层面的行为惯性——教学强调知识点的灌输与记忆，很少启发学生，也很少关注教学内容与生活的关联。
教师看在眼里，但也常感无能为力：学校的基础设施有限且陈旧，能维护基本的日常教学已然不易；教师与大城市重点高校的“名师”和教研员沟通交流的机会很稀缺，帮学生提分本就困难，使其进步奠基于好奇心、探索欲和批判性思维更是空中楼阁。最终，他们往往只能诉诸多一点课业、少一点休息的高压方法，希冀着学生“学一点是一点”；毕竟“学生这样管着都不学，如果不管就更不学了”。
学校的逻辑也在深刻影响着校外的生活。在小镇里，以学习为中心的家庭分工是典型的模式：长辈为生计奔波、提供经济支持，子女则忙于学习、回馈长辈的教育期待。这一理性目标成为家庭生活的主旋律，侵占着亲密关系。
家长漂泊务工的恐惧与心酸、对子女或许不切实际却发自内心的殷切期待、子女挑灯苦读的辛劳、身心的疲倦、友情及其背叛、爱恋与痛楚、晦暗不清的未来……多数时候，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和境遇不被看见、也不被理解，甚至成为代际冲突的根源。一句类似“你要是好好学习的话，也没有这么多麻烦事”的指责，就能瞬间便筑起两个世界之间的藩篱。
这些矛盾深深嵌套于县城的生态。县城高中生可能早已厌倦了“高考工厂”中的“应试教育”，但他们别无可选。
就此而言，“小镇做题家”等标签是城市目光对县乡生活的傲慢宰制，是深刻的符号暴力。标签背后的文化、制度和社会性因素，是一个个被污名化的个体难以承受的。如何为“小镇做题家”以及没有成为“做题家”的青年们构建更为包容、具有支持性的成长环境，是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考虑的议题。
学生：先接受世界，再被世界接受
2021年我所在的田野点湖南湘西A县全县初中毕业5600人。全县有4所普通高中，1所职业高中，其中普高一中/县一中一般录取全县中考前1100名学生，余下1900名进入其他普高；职高招收约1300名学生，另外的1300名学生进入外地的职高或外出打工。
再来看看大学升学率。2021年县一中的本科上线人数825人，其中一本385人（即本科率75%，一本率35%），县二中本科率36%，一本率10%。也就是说，“普职分流”政策使得初中毕业时全县52%学生进入普通高中，进入普高的学生再次在高中毕业时进行分流，其中约50%考上本科，不到20%考上一本。（注：此处计算的分母均为参加高考的人数，而非适龄人口）。
县一中的学习节奏是这样的：每天作息时间大致为早6：30到晚22：00（更有挑灯夜战和晨起读书的情况）。一周仅周末的一个下午放假，一个月放一次两天的月假，以便学生与家人相见、取换洗衣物等生活用品，尤其是家在乡镇或村里的学生，往返老家与学校需要2至5小时不等。暑期能有20天已经算是一种幸运。
我们很明显地从县镇高中生身上感受到了他们的“纠结”——做一个“好学生”和做一个“我想成为的人”之间始终存在张力。在以成绩为首要评价标准的县中，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（看课外书、追星、打游戏）、青春期恋爱等等与“好学生”形象不兼容的心思而感到烦恼。有极少数学生认清了自己不是“读书的料”，同时获得了来自课余做视频up主和游戏选手的大量成绩认证，才终于能够自洽。更多数人仍会为平庸的成绩而落寞，最终选择“还是先接受世界，再被世界接受”，“做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”。
尽管如此，在看似密不透风的县镇高中，我们更多地从这些高中生身上感受到了主体性和生命力：通过阅读为自己创造一片精神空地、通过做UP主制作视频挣外快、用手机看网课自习、参与PEER提供的各种项目，等等。这个过程中也涉及和学校显性或隐性的规则之间的博弈，有时是跨过红线被惩罚，有时是和班主任协商，有时是被老师故意地视而不见。
老师们的态度
在学生的感知中，学校整体对看课外书的态度是不鼓励的。不过学校并不是一张严丝合缝的“网”，应对这一行为的责任往往交到个体老师身上。在上课纪律和班级记分方面，任课老师和班主任需要对学生和班级负责；但在下课铃响后，教师则退回到办公室，“任由”学生折腾。
然而，这样的相安无事往往会被学生成绩下降打破。学校的领导们便会以年级或班级为单位排查影响学习的几大原因——诸如课外书和手机。在一次月考过后，A县一中组织了一次收书行动，最终“收获满满”。一位尖子班班主任表示“三观被颠覆”。在这位班主任的认知中，班内学生是专注学习的“好学生”，却在一次课外书突击检查中被搜集出四大摞书，不免让她感到震惊。
对于学生的阅读需求被压抑，老师们并非毫无体恤。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曾和我说，“现在整本书阅读要看《红楼梦》（高中语文课标要求），我就和学生说，愿意看的时候看，不愿意看就放着。这个规定也不是很强迫是吧，被某些领导知道了，当着班主任的面说不准看，看了就扣班分。如果上课看，我觉得被查到了收缴是合理的。但是班里、寝室里的小说都收了，我觉得太过了。现在学生高一就被课业给压抑了，我觉得不太好，但我又是个工具人，反抗也没有任何的作用，但我是真觉得不太好，所以在你们面前也吐槽。”
某天晚自习，两位相熟的同学课间激动地来办公室找我分享近期语文考试作文，是关于“张桂梅和刘瑜”的教育观之争。我问他们，“什么是好的教育呢？”有位同学回答道：“张桂梅教的学生来自农村，他们只能靠苦读，而刘瑜说的是北京的孩子，重点发展素质教育。像我们这里，除了苦读多拿分，还能靠什么出头呢？”
另一位资深的教研主任更是直接地和我表达：“说老实话，我现在40多岁了，我也工作也20多年了。我们说培养学生素质、培养学生基本能力这些讲了很多年，这方面的确口号提得很响亮，但是对真正在落实的还是很不够。有的时候我们做老师的，尤其做班主任的也就充当了那个为应试教育为虎作伥的人。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到很无奈，很无助。”
摇摆，或许才是常态
对于大多数考入县一中的学生家庭来说，“考入县中等于有一只脚踏入了大学”。但大学的准入标准不断在调整，2019年颁布了《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》意见后，在校高中生每年都需要填写综合素质评价表。国家推行的素质改革确实在学生层面传达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，激励了学生课余参加活动。
学生心里似乎也有一杆秤，在集中时间搞学习与参加活动之间摇摆。这两种愿望常在时间的分配上陷入困境。
2022年是C县解放80周年，恰好也是C中建校80周年，我预计组建一支学生团队通过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校史。每个学生前来报名时，我都会询问他们参加的理由，他们一方面认为“参加课外活动是改变单调学习生活的一种出口”，无论自身客观成绩如何，总爱提到 “我并不喜欢死学习，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面。有时候全部时间花在学习上面，我就不想学习了，真的好枯燥。”“我没有参加过社团。我想多参加一点活动。除了学习以外还有个事干。” 或许对于这些同学来说，他们认可学习的重要性，但并不认同学习是高中生活的全部意义，只要和学习无关的正事，都可以成为他们调剂单一的学习生活的主要方式。
另一方面，他们似乎又对参加活动心动：“我们想搞点活动，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搞。从一进来到现在，可以填到档案里面的内容，我的档案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就想多做点事情。”于是，在多数学生的高中三年，高一是参加课外活动的黄金时期。
网络扩展了他们的虚拟空间。这一代县镇高中生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，几乎每个人从小学高年级至初中拥有第一部手机。媒体、视频、游戏、网络小说和动漫几乎填满他们的课外生活，成为获取资讯和社交的来源。他们写道：“我想说，在我们这样偏远的地方，网络可能改变很多东西。”“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好的那几分钟视频，没有看到他们（博主）拍世界的辛苦与艰难。”
虚拟空间呈现的高品质生活会使得他们排斥当前的生活状态。“有段时间我把抖音卸载了，因为我觉得抖音让我排斥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，这样太不友好了，但又过了一个星期发现抖音只是一种娱乐状态，有很多的虚假和不确定性。”
投入大量时间打游戏、刷视频的体验形塑着他们的时间感，让“没事做”的时间变得漫长而无聊，也让他们为对信息的浅尝辄止感到不安。
“我闲着会一直打游戏，但游戏也仅仅是娱乐方式，也会玩腻。”“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打游戏可以打发时间，但不打游戏就会感到时间漫长。或许是网络让快乐变廉价了吧。”“网上东西包罗万象，用各种方式把我的世界通过这种小辐射的东西扩散出去，吸收很多东西。所以我可能接触的东西比较杂，有时候也遗憾，有些东西不能专门搞。”
学生不仅是网络信息的接受者和使用者，也是互联网信息的发布者。他们在文学网络站创造，也在媒体上发布短视频。
小火是C中三类班（三类班本科上线率几乎接近0）的学生，亦是在B站有接近一万粉丝的Up主。
面对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异，小火说：“我完全不是一块读书的料，甚至算不可雕之朽木一般。但成绩一定会决定我的一生吗？面对一类班二类班的这些人口，我的成绩可以说是下水道一类，但是——这能说明什么？B站多分区up主、纵横小说作者、腾讯邀请入驻作者、《决战平安京》省区前50强战队队长、冷离工作室副团长（目前兼职“临时团长”）……光是这一些头衔，就足以压死部分一类学生了。头衔不也是成绩的体现吗？只不过不属于学习成绩。但也足以说明：主流成绩不突出的人，不一定不如突出者滋润。但成绩，确实多多少少的左右了一个人的生活。” 小火不仅在网络里找到自信，还每月可获得400元的变现收入。
在一次阅读交流活动上，我认识了范德莉。平时的德莉看起来腼腆害羞，独来独往。而 QQ 空间里的她化身一个宛如话痨的网瘾少女，频繁喷射各种生活碎片，诸如近期玩游戏和看动漫的心得。通过访谈，我了解到德莉的“触网”经历。德莉小学时在村里读书，当时因为不怎么出去玩，于是在家里天天上网。
小学五六年级时德莉一度沉迷视频网站上看“我的世界”（一款游戏）的实况解说，同时也跟随着网友慢慢扩展自己的兴趣边界。2016年，德莉小学六年级时，网易代理了“我的世界”游戏在中国的版权。国内服务器刚开的时候，德莉去重温了一下游戏，遇见了一位喜欢二次元的网友，带着她进入了这个亚文化圈。德莉的触角由此伸入了一个又一个“圈子”——游戏、网络小说、兼职、动漫，等等。与此同时，各种分叉的“心思”也让德莉觉得隐隐不安。当如此多选择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，应该选择哪条路、走得更深更远一些呢？从投入的时长来看，德莉坚持最久的是写文（以网络小说为主），她也打算把汉语言文学定为大学的专业方向。
威利在C中读书。高二时，他的语文 能考80 多，数学 60 多，英语 20 多，其余三科都是 60 多分，排班上的倒数前五。“班主任说我是班上的毒瘤”，威利自己说。他会抽烟，被学校停过课，停课了就回家打游戏。其实，威利心里也有个想读的二本大学和专业。他常在电脑上查自己想去读的专业和学校的录取线，哀叹道，“日语替换英语，多50分就能上这个二本学校的好专业。要是有民族分数加分20分就好了。”然而， 威利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高考加分，学日语也就成了威利心里最理想的提分路径。威利学日语的路一波三折，第一次学日语时，全校报名人数不够无法开班；第二次学日语，父亲反对，他只好从闲鱼上购买手机来自学。一波三折之后，父亲终于在班主任的劝说下同意了威利学习日语。他开始每天有了目标，抽精细计算成绩，学习日语，参加日语高考，一系列的尝试之后，威利第一次高考离二本上线只差了10分，最终他选择了复读。
令人叹惋的是，这些学生虽然有蓬勃、多样的想法，但只要不能直接地帮助“提分”，就不会被鼓励。对生活中大事小情的反思被判定为“想那么多没用，先搞好分数”的举动，这种“聪明”是应试体制不需要的。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则被指责为“空想”，被指责为“不好好学习，就知道想那么远的事情”，最终真的成了“想那么多也没有用”的叹息……最终，很多学生学会了听话、顺从。
这些闪光的学生们以一己之力承受着更多的辛劳：不仅要顶住观念的压力、在应试体制中保持一定的水准，还要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保留自己的爱好与习惯。其实，他们也有多样的爱好，也有潜能通过阅读和反思从应试教育中“突围”，追求生命的卓越。
然而，对出身不利的他们而言，观念的力量甚至超过物质的限制，阻碍着他们去看更大的世界。
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话语日益沦为经济理性的单向表达，“人穷志不短”越发显得奢侈。沉重的经济压力、对社会的不了解与偏见、追求稳定而惧怕风险、只看眼前而不顾将来……这些因素牢牢地禁锢着县城学生，并使得指向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多方围猎。在县城教育中“开一个口子”，格外意义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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